梁建章:今年出生人口是否只有1100万? |
发布日期:2019/12/10 共阅207次 |
2019年出生人口会是多少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
一、2019年出生人口是否只有1100万?
近日,一则标题为《2019年出生人口预计约1100万,断崖式下跌》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该消息称,到2019年11月17日为止全国出生人口1016万,距离2019年结束还有一个多月,按今年的月出生人口,剩下的一个多月预计新出生的婴儿不到100万,那么2019年的出生人口约为1100万。
迄今为止,我们未见到官方机构发布过截至今年任何时间的全国累计出生人口的数据,也未见到对上述传言的澄清。这些信息的缺失,让今年出生人口数据变得扑朔迷离,更加重了社会的疑虑。
那么,2019年出生人口会是多少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
目前有关年度出生人口主要有两个数据源:一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出生人口,这个数据来自基于抽样调查的估算;二是《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公布的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这个数据来自各地卫生机构汇总。由于我国住院分娩率已超过99%,两个数据理应比较接近。
针对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758万;两者基本吻合。而针对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523万,但《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中,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却有两个不同数字。
其中,第219页表8-4-1《全国孕产妇保健情况》里列出的2018年的数据为1521万,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非常接近。根据表格下的注解,该数据源自全国住院分娩月报,包括户籍和非户籍活产数。但第220页表8-4-2《2018年各地区孕产妇保健情况》的全国汇总却只有1362万, 比219页的全国活产数少159万,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少161万。
有一种解释是,表8-4-2中的1362万,只包括各地的本地户籍的住院分娩活产数,不包括非本地户籍数据。但年鉴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注解。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上一年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中,表8-4-2《2017年各地区孕产妇保健情况》的全国汇总是1758万,与表8-4-1《全国孕产妇保健情况》中的2017年数据完全吻合。这说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8》中的表8-4-2的全国汇总数据是包括非户籍分娩活产数的。
但为何到下一年的年鉴中,同一张表格中的口径会从包括户籍和非户籍活产,变成仅包括户籍活产呢?
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2018版和2019版中的表8-4-2的统计口径是一致的,那么2018年的实际出生人口就只有1362万左右,而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由于缺乏其他数据的佐证,我们目前无法判断2018年的出生人口究竟是接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还是接近《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表8-4-2公布的1362万。
如果2018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接近1520万,那么跌幅要超过20%才能导致2019年出生人口降至1200万以下。但根据重庆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重庆户籍出生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了9.87%。而根据浙江省卫健委数据,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户籍出生人数与去年同比减少7.38%。在没有见到其他省市区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全国全年出生人口的跌幅会是重庆市前9个月数据跌幅的两倍多或浙江省上半年跌幅的三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2018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是1362万,那么只要跌幅达到12%,2019年的出生人口就会少于1200万。
简言之,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的出生人口1523万是准确的,我们认为2019年的出生人口不太可能跌到1200万以下。反之,如果2018年的实际出生人口像《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表格8-4-2显示的仅有1362万,那就不能排除2019年的出生人口只有(甚至不到)1200万。具体情况也许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才能更好地判断。
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础性的数据,出生人口是反映人口趋势最重要的指标。但历史来看,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并不准确。如果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准,那么2001到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出生人口都是高估的,高估幅度最多一年甚至接近300万。鉴于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人口也是每年一次,我们希望增加数据公布频度,以便更好地了解人口变化趋势。
在管理监测日益规范化和电子化的今天,准确记录并及时公布与出生人口相关的数据并非难事。事实上,现在国家卫健委网站上就有全国医疗服务情况的统计月报和统计季报,内容包括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出院人次、医院病床使用率等数据,但却不包括住院分娩活产数。
其实,住院分娩活产数要远比诊疗人次、出院人次更容易统计。如果卫健委的统计月报包括住院分娩活产数,哪怕汇总时滞可能导致部分遗漏,但只要报告程序规范化,使用月度数据就能对出生人口变化趋势及时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在2014年单独二孩实施之初,全国很多地方就曾密集公布截至某些月份的出生人口数据,我们也曾根据各地的进度数据,较好地预估了当年的全国出生人口。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各地一般只是在下年初公布上年的年度数据,却很少公布进度数据。没有进度数据,很难准确预估今年的出生人口。
二、出生人口的长期下滑早已没有任何悬念
不管本文最初提到的传言是否属实,今年出生人口将显著少于去年已经确定无疑。而且,除非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口的快速下滑将长期持续下去。最近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百问》解释称,优化生育政策必须于法有据,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2018年全国新出生人口比峰值年有所下降,需要密切关注这属于暂时的周期性波动还是可能较长期下滑。
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些表述背后的依据,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根本不是周期性波动。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长期快速下滑早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图1显示的中国历年出生人口的估算和预测。其中,2010年和之前的出生人口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历年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结果,2011至2018年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出生人口,而2018年之后则是我们对未来年份的预测。
目前22岁到36岁的女性是生育主力。在2019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1983到1997年出生的女性,其出生年份中值为1990年。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多。这在图1中表现为1990年的波峰之后出生人口断崖式滑坡,也为近年结婚人数的快速减少及一孩数量的不断下滑所印证。
图中2016-2017年出现的微弱反弹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释放了之前被限制的生育意愿导致生育堆积,二是人口相对较多的80后和90初进入生育高峰期。
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指标是生育率,也就是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如果生育率处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那么孩子辈与父母辈的数量会大致相同,出生人口将维持稳定。
但即使算上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2016-2017年出现的生育峰值也仅有1990年高峰的60%多。这说明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假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的1523万的出生人口是准确的,由此推算的2018年的生育率也只有1.46左右。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出生人口中,二孩数量依然多于一孩。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应该少于一孩。各项调查表明,中国生育一孩的家庭中,大约只有一半愿意生育二孩。这意味着2018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
这意味着,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这个生育率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影响,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了默认选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随着二孩堆积生育趋于结束及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中国出生人口在10年内可能降到1000万以下。不过由于年龄结构的关系,中国出生人口的下跌是台阶式而非均匀的。如图1所示,目前面临的是新中国出生人口的第三次跳水,在此之后会相对平缓一二十年,紧接着又是一次大跳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年出生人口可能降至500万左右。
避免出生人口的这种台阶式跳水的唯一办法,是大幅提升生育率,但目前可预料的几乎所有因素,比如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年龄推迟、育儿竞争白热化无一不在进一步挤压本来就极低的生育意愿。不要说提升生育率,未来能维持生育率不再继续下滑就算幸运了。但即使中国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会以每代减少48%的速度萎缩。
出生人口的持续萎缩最终一定会导致总人口的加速萎缩。但由于过去在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总人口的萎缩相对于出生人口的萎缩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总人口目前依然在缓慢增长,在未来几年才会开始步入萎缩。
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最初会很缓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时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时,在预期寿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就会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即每代人减少48%,这大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以每30年减半的速度萎缩。
也就是说,目前的生育状态持续下去,中国人口并不是跌到五六亿就稳定了,而是在跌到这个水平之后,会以更快速度跌到两三亿,再跌到一亿甚至几千万以下。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 其后果就是总人口的加速萎缩。那种认为等到中国人口大幅下降以后,只要鼓励生育就能让人口停止下跌的想法只是痴人说梦。
三、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对于习惯于把人口当负担的人来说,人口减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这种念头不过是人口控制思想下的想当然。实际上,所有认为人口减少的理由,都是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深入分析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比如,有人认为,降低生育率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实证研究的结论正好相反,生育率更低的地区,其人均GDP的长期增长率反而更低。
由于人从出生算起,要20多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有数十年的滞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为此努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近年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可能就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锐减。
那么人口减少会不会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呢?比如,人们会不会住得更加宽敞呢?但其实中国所有城市的建成区仅占国土面积0.58%,相当于耕地面积的4.2%。城市拥挤的原因不是土地不够,更非人口太多,而是人口聚集能提高效率。随着人口衰减,人们会有可能向大城市集中,就像人口处于萎缩中的日本,除了东京人口在继续增长外,其他地方都在经历人口萎缩甚至变成无人区。
如果中国人口降至三四亿,那么北京、上海可能还是依然拥挤,但人口几百万的城市将从现在几十个减少到几个,让可供人们的选择大城市数量大幅减少。而现在百万人口的城市可能衰减到一二十万人。这些城市的机场和高铁站可能因为旅客不足面临关闭,大量基础设施老化甚至废弃,城市中的十几家医院可能减少到两三家,居住小区可能从上百个减少到一二十个。由于住房需求不断萎缩,也很难再兴建新的小区,人们居住房屋的平均年龄可能由现在的一二十年,上升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新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技术将与城市无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将从现在的日新月异,而逐步变得日渐凋敝。
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使得人口衰减变得无关紧要呢?实际情况也正好相反。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口规模效应其实更加重要,因为众多的人口不仅能支撑更大规模和更加细分的市场需求,也可以孕育更多的杰出人才。目前人工智能最发达的是中国和美国,这恰恰可以归因于这两个国家需要和开发人工智能的有效人口最多。
虽然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人口的大起大落,但与之前人口变化不同的是,这次人口衰减是内生性的,而且目前看来几乎所有的因素都在进一步恶化。按目前的生育率,出生人口将以每30年减半的速度持续性萎缩,这种坍塌似的人口趋势不只是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釜底抽薪,还会从根本上危及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把毫无根据的1.8的生育率当成理想生育率,这也是“十四五”规划中设定的生育率目标。现在即使最反对放开生育的人,也承认中国的自然生育率远低于1.8。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能奇迹般地达到1.8,中国的出生人口依然持续萎缩,因为1.8依然显著低于2.1的更替水平。长期来看,要避免中华民族走向消亡,将生育率提升到2.1以上的更替水平是迟早要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
就在几天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表明应对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导致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一是预期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低下。相比于其他预期寿命相似的国家,中国老龄化程度要严重得多,而且在未来会更加严重,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生育率太低,致使少儿的比例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很快会低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
有人认为老龄化严重是因为过去生得太多,等到这些老人过去后,老龄化就能缓解。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代人只要生得少,那么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就必然承受老龄化的后果,与这代人本身数量毫无关系。如果连续几代人都是只生一个,那么总人口会不断萎缩,但老、中、少会一直维持在4:2:1的比例。
如果中国60后比现在的实际人数少一半,只要他们和后继者的生育率不变,那么老龄化会来得更早,不管在现在还在未来,虽然老年人数量更少,但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就是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却要更高,因为60后之前的老人占比会更高。反之,如果之前的生育率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中国目前的老龄化也不会这么严重,未来更不会大幅恶化,中国的发展的后劲也会比现在更加强劲,未来的国力也会更加强大。
少年强则中国强。没有少年的传承,再敬老、爱老、助老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面向未来,提振生育率到更替水平以上,才是缓解老龄化的真正出路,也是延续中华文明的唯一途径。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人口形势已经如此清晰,实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拖延了。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固然取决于中美贸易战的结局,或者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效,但更取决于我们在应对超低生育率危机上的抉择。无论是强国地位,还是青山绿水,唯有留给少年,才有未来中国。
来源:网易研究局 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
文章来源:新母婴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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